五斗米也折腰,濮存昕演会武打的梁山伯、第一次拍商业广告的经历-濮存昕基金

区块链 阅读 173 2024-11-08 11:15:04

以下节选自《濮存昕:我和我的角色》,作者濮存昕,是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,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,国家一级演员。

在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多次凭借高超的演技斩获大奖。

摘一段濮存昕在这本《濮存昕:我和我的角色》中的自我介绍:

“嚯,快七十了,岁龄比我演过的李白、曹操、弘一法师、鲁迅都大了。

我生于一九五三年,那一年斯大林去世;在我出生前几天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在板门店签订,在上甘岭牺牲了多少烈士;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“第一个五年计划”开始了头一年。

现在二〇二三年开始了。我干演员四十多年了,快谢幕了,像老前辈们一样……”

五斗米也折腰

我父亲八十岁生日时,我请老两口到我五环外买的房子小住几日。我看到了父亲来到我书房的大桌案前的眼神,他当时说了一句话:“你碰到好时候了。”我说今儿是您生日,在我这儿写幅字吧。他写了“桨去水合”四个大字,落款。

我感恩,我们这代演员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传媒时代,影视有了大发展。八十年代我刚结婚时,咬牙跺脚买了十四寸黑白电视,看的时候老要用手捏着电视机上的两根天线找方位。慢慢地,我们能买三十几或四十几寸的大彩电,看自己参加演出的电视连续剧和拍摄的电视节目。这在我父亲那辈,没有经历过,也想象不到,我们这辈能在电视连续剧中演个半大主角,不长时间就能赚到买房子买汽车的钱。我们人艺舞台,观众席座位九百个,演一百场,场场都满座,一年下来也就九万个观众,一个中上等水平的电视剧,一晚上保守估计会有千百万个观众,能成为全国观众喜爱的演员,当然得在电视电影中露面,名利便双收呀。

我那时年轻,也是趁着年轻,一个劲儿地接影视,虽然开始片酬不高,但乐此不疲,为的是一晚上能有这千万的观众,商业片也拍。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吧,有个摄制组拍古装武打喜剧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》,陈小艺受托劝我演会用竹箫武打的梁山伯,说一个月就能拍完,低成本,钱不多,主角就给四万块钱,你干不干?那段时间我在剧院也确有空当儿,四万就四万,说“为五斗米折腰”,这四万能买好多斗米。商业片怎么了?《大漠紫禁令》不也拍了?商业片不也是给观众看吗?我就去了。真的是低成本片子,节约胶片,常一条过。场景、灯光、服装挺省钱的。我与恶少马文才(程前饰)开打,他用折扇,我用箫,乒乒乓乓,还有飞脚、跟头。当然,有武术替身的教练,他翻跟头,我演落地,他拍高难动作,我接着近景亮相,也挺好玩。还有好玩的是台湾大明星胡慧中演祝英台,最后我俩要双双梦蝶飞去,把我俩绑一块拴在“威亚”钢丝绳上,老吊车(大型起重机)将我们吊在半空荡起来高速拍摄,将来完成影片放映就成慢镜头了。虽被勒得生疼,我们俩装出幸福美好状,来回被荡着飞向了天堂。我还记得上午拍完了化蝶双飞急着赶场去《与往事干杯》组拍那个邻居男人的重头戏。够忙的,俩戏撞上了。胡慧中在港台地区是大明星,性格爽朗,为人亲和,我听说她曾与张学友一起拍警匪片,被爆炸的汽油弹烧成重伤,进了医院抢救。当时她和张学友一起在炸点起爆前听到导演喊“一、二、三”的第三拍,就从楼上跳下落在海绵垫上。炸药一般是用塑料袋装的汽油包,被雷管引爆,烟火师则要听导演数一二三演员跳后喊“放!”才能按爆炸的电钮。谁想也许是关键时刻的紧张,烟火师也在“三”的口令中按了引爆钮。张学友比胡慧中有经验,他跑得快一点儿,口令到“二”的时候已经跳出去了。老实的她“三”以后才跳。爆炸同时发生,引爆的汽油飞溅在她身上,落地后烧成重伤。影片必须改剧本,她无法再拍了,影片结尾就改为爆炸的火球中有一个胡慧中飞腾定格的身影,打出字幕“向奋不顾身为此镜头受重伤的胡慧中小姐致敬”。我听后对她肃然起敬,这才是表演行业勇往直前的精神。伤愈后坚强的她继续演艺事业,还拍警匪片。有一回我看到了她总是被浓发掩住的后颈处有伤痕,现在她也是我这个年纪了,不知是否安好?

“五斗米”的四万赚到了,也有熟人观众批评我不该拍,但我想演艺这行当,首先当然是艺术,有时也常为朋友和挣钱去干活,几十年来,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动力是国人要富裕,过上好生活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“五斗米”慢慢随着演艺事业的进步和出名翻了倍了,《英雄无悔》之后,我因一系列的影视剧成了观众熟悉的演员了。商品社会的广告业看上我了。最早是日本的电器品牌。日本人拍广告排场大,那时不可想象。这广告为了表现我要去参加竞标遇到堵车的镜头画面,竟租下上海当年外滩十字路口的两条车道,一拍一上午。那天上海被堵的人要知道是我在拍广告非骂死我不成。镜头拍摄我从容不迫拿出电话,瞬间调来摩托车,跨上后座一路奔到会场,竞标成功。十来万元的酬金那时要到银行取现款,心里怦怦跳。这是我第一个商业广告。广告业的兴衰其实也反映着经济发展的活力。“抓住机遇”是当年社会倡导的标语。我算是抓住机遇了,要不我父亲怎么会说我碰上好时候了。

有钱挣开心,也有不痛快的事。一次在外地出席产品推广会,有个记者好像下了决心提问:你拍广告,为产品代言,是不是也成了“暴发户”了。我马上想起朱旭老师在话剧《哗变》里被庭审逼供时一下子气愤了的台词:“你这……这是个污蔑性的问题!”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人的提问,场面有点儿尴尬。我不知怎的问他,你是哪个媒体的?他说是某政府报社的。我不快地说:“我还以为你是哪家小报的呢。”确实,那时的我还住在空政话剧团分配的小平房,上公厕也好,阴潮没阳光也好,与邻居一堵砖墙不隔音也好。此时我有点儿不平静,回了那记者几句,后来想想很后悔。想富裕点儿过日子,拍广告确实是名演员致富的方式。后来也吃过亏,上过当,有社会反响不太好的事,比如“明星集体缺钙”的社会舆论,其中也有我。电视台播出率太高了,观众看烦了。一次参加市里活动,领导小声告诉我,中央某领导过问:医药厂怎么有这么大的广告投入,这个企业借贷、还贷和利税是多少?我一听是呀,企业怎么经营咱不知道,给点儿钱你就参加宣传,咱哪能负得起这个社会责任呀。后来我又有了防艾宣传员、“健康大使”之类的称号,医药广告坚决不接了,房地产代言也不敢做,食品广告一定要谨慎。缴个税一定要认真不违法。现在年纪大了,这些事也少多了。

在拍一些商品广告的同时,我也让企业直接把我的所得捐入国家级的基金会、我的慈善专项基金,为资助防艾、助学、扶贫和应急救治等方面,做了一些努力。那年《东方时空》王志专访,问我:“你做公益是因为挣了很多广告费吗?”我觉得这问话真够直的,我好像回答他:“以前没能力,现在有能力做一点儿了,也不是瞪着眼睛找慈善,图名声,有些事是责任,不能推辞的,比如防艾禁毒教育。国家给了你任务,就有责任了,一定干好。”我到现在还在尽力,无偿献血六十岁前每年参加,多次献的是成分血。我以实际行动向公众宣传献血光荣、献血安全、献血健康的理念。还有些事是应急救治,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湖北一个家庭,父母做皮革加工,生下的孩子患白血病。为了救孩子,要再生一个孩子,用脐带血救哥哥。结果最终没救成,第二个孩子也患了白血病。父母给这个孩子起名“留留”,就是想留住他在人间。挺感人的。我们联合社会力量,参加企业活动和义演,资助了留留的医治费用。留留是我参与资助的五个白血病患儿中唯一成功康复的,现在大学都毕业了。

还有一个可爱的藏族孩子叫布尼玛。我们在玉树搞“让孩子笑起来”的公益助教活动,一个老师带来他们学校二年级的孩子布尼玛,说你们北京来的人能不能帮帮这孩子,他两岁时在毡房里睡觉,被草原的老鼠咬了鼻子,伤口发了炎,做手术割掉了鼻子。没有鼻子的布尼玛虎头虎脑只会嘿嘿笑,但老师说同学嘲笑他,他会哭。我们回到北京联系了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,也联络了一个企业联谊会,出资帮助布尼玛成功植鼻。来京送孩子的不是布尼玛的亲生父亲,我们也没调查清楚,整形外科主任就按他的鼻型塑的植骨。第二个疗程布尼玛的亲生父亲来了,是个尖鼻子的瘦瘦的藏族汉子,大伙明白过来也晚了。

布尼玛很争气,以手膊固位植皮的痛苦、艰难的疗程没怎么哭闹地坚持下来了。整个治疗过程,包括一年的家人护理住宿,布尼玛的优选治疗方案,协和医院也给予大力支持。现在,爱足球的布尼玛应该也上大学了吧,不知世界杯他是不是也在电视前熬夜看。

拍广告有很多次好玩的事。记得国家疾控中心请香港的一位广告导演拍“珍爱生命,远离感染”的预防艾滋病广告,我以防艾宣传员的身份在上海的里弄小巷、大街广场骑自行车,看到那么多美好的生命、美好的青年男女幸福相爱,然后说出主题语。拍摄地选在热闹的淮海路,拍我骑着自行车东张西望欣赏夜市的五色霓虹、熙攘路人。转到拍摄现场我才发现,一辆改装的平板卡车,我的自行车座儿和车把插入一个矮木箱,我在上面装出骑车的样,双腿只能叉着向前分开,两台摄影机在前面分别拍小全景和中景。开拍后,我们这辆奇怪的车从岔路拐进繁华的淮海路,我开始做悠闲欢喜的表情。因为有摄影照明灯,吸引了路上行人纷纷停步看这“西洋景”。经过一辆公交车,车窗里的人和我是同等高度,又是夏天,车窗开着,一片手机举起,一阵上海语音叫我的姓名:“不称心!”我的眼睛也没躲他们,还向他们招手,又是一片大妈大姐的笑声。你想想,多滑稽,直叉着双腿,端着立在木箱上的自行车把,笑容可掬,招摇过市……

还有一次国内手机品牌的广告,社会效应不可复制。那年我们在等待申奥成功的消息,直播全国、全北京庆祝申奥成功活动,此广告买断所有的广告时段,专一播我拍的这则广告。这可真是家喻户晓了,我真的成了名人了。谢晋导演曾担心地说:“小濮少拍广告为好,要不然人家看他电影,观众只会认得他广告形象。”这话传到我耳朵里,我知道谢导关心我,他希望我能成为王心刚、张勇手那样的明星。

最后说一逗事,我真的使用广告的手机也出现质量问题,去总部修。好嘛,也来维修部修手机的顾客认出了我,一哄而上好几个人责问我质量问题。我说我也是来修的,商家工作人员也上来圆场,加上我又和气,最后这些人轮流跟我合了影才算完事。怎么说呢,都是我经历的事……真实的生活。

钱理群老师曾经批评过“精致的个人主义者”,我扪心自问,我也很懂得个人利益所在。在不冲突的情况下,我就会想怎么能把自己安排得更好。我们这一代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我基本还算个明白人,我自己攒出了一句经典的话:钱是桥梁,不是彼岸。不能把钱当作终极目标,我们谁也不会在桥上睡觉,对吧?我们要到彼岸去盖房子。够用就行了,把事做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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